有时候，他讲宇宙人生的普遍规律，有时候他讲我们众生生活某一个特定领域的、特殊领域的特殊规律，针对众生的某一个具体问题的具体的规律，他都有讲到。

当然，要考实这一结论还需要更加确凿可靠的文献。今天古琴界经常弹奏的《渔樵问答》，一是吴景略先生（1907～1987）据清张鹤《琴学入门》（1864）本打谱演奏的十段谱本[详见吴景略、吴文光：《虞山吴氏琴谱》，第24～30页，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

饮酒以乐，不选其具矣。又见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北京古琴研究会编：《古琴曲集》第一集，第129～134页，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62年版。因此，德隐即道隐，亦即没有踪迹可寻的圣人之隐，而圣人之隐所以没有踪迹，是因为他们超越了一切对待而进入无待、获得了终极自由的境界。《理性元雅》、《兰田馆琴谱》本歌词同样浓墨重彩地描绘了渔樵的山水乐趣，而且随天时，惟有渔人樵子最便宜一语则将意境翻上了一层，谓只要隐逸者随遇而安，即使他身居红尘，其心也无异于山水之间，这自然更倾向于即世隐逸思想。樵采薪於山之颠，渔垂钓於水之滨。

曰：丘，去汝躬矜，与汝容知，斯为君子矣。）关于徵调音色，汪善吾《乐仙琴谱》卷一《弹琴杂论》有云，凡徵音抑扬嚱然，有叹息之音（《琴曲集成》第8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2)15那么冯友兰所说的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指的是什么呢?从《新编》的全书绪论中可以知道其指的主要是他对列宁关于哲学史相关理论的理解。

这次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联合主办，于1979年10月在太原召开。有哲学的实质而无哲学的形式，或有哲学的形式而无哲学的实质的思想，都给哲学史家一种困难。如郭晓东说:中国哲学要解决其‘合法性危机，要摆脱其‘反向格义的宿命，今天看来似乎只能回到其本应的问题意识中去，即回到中国思想传统本身的问题中去。64(4)王中江:《中国哲学的原创性叙事如何可能》，《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

在日本，最先把Philosophy译成哲学的是西周的《百一新论》(1874年)。(1)70 以上几种当代的中国哲学建构虽然角度不同，但都以中国哲学为基础来推动中国哲学在当代的自主发展，同时也为中国哲学对于世界哲学的普遍性、多样性发展贡献了力量。

1981年，汤一介发表了《论中国传统哲学范畴体系的诸问题》一文，也指出研究中国哲学的范畴体系是中国哲学史的重要任务，是揭示中国传统哲学发展规律及其特点和发展水平的根本途径。对于这点，胡适、冯友兰等人都有着清醒的认识。未来的中国哲学研究也要沿着这一方向继续前进，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加强中国哲学的自主性。中国哲学这门学科一开始就是在参照西方哲学的标准下建立起来的，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不能完全认识中国哲学的情形下，西方哲学就自然而然地进入中国哲学研究的视域，成为认识中国哲学这个自我的他者。

(2)52我们知道，现代学术的建立是以哲学、历史学、文学、社会学等学术分科代替我国古代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为基础的。印度宗教取消天人界限规定了其后来哲学的选择方向。中国哲学研究的另外一个挑战就是受到中国思想史和其他历史学研究的影响而研究范围有着越来越模糊的倾向，以致中国哲学史研究者面临着同行迷失的困难。在他看来，这些研究体例皆近于今之所谓哲学史者也。

作者认为，程朱一系的正统理学挺立性体，以性说心，在某种意义上从形而上的层面展开了本质与存在之辩，其基本立场则是本质压倒存在。21(2)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第11页。

2(1)庞朴:《孔子思想的再评价》，《历史研究》1978年第8期。从实质的方面，不管以智慧之思为形态，还是表现为性道之学，哲学都关乎天道和人道。

正如任继愈所说:古人没有今天我们所理解的哲学的观念。直到辛亥革命以后，哲学才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进入中国的教育体制。用西方近代的哲学概念来‘格中国古代思想之‘义总是不能契合。这样中国古代哲学范畴总体系可以分为单一范畴和对偶范畴两大类。其实，当时对于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反思是中国哲学界比较普遍的现象。(2)32西方哲学研究者中对中国哲学研究最为着力的当属张祥龙。

68(1)陈来:《仁学本体论》，第26-27页。除此之外，张立文还主编了中国哲学范畴精粹丛书，如《道》《气》《理》《性》《心》等，大大地推动了当时中国哲学的范畴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为我们指明了方向，他说:绵延几千年的中华文化，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成长发展的深厚基础。因为现在的自己已经是吸收了外来文化之后的自己。

因为当时北京大学讲中国哲学史的陈黻宸、陈汉章都是按照传统学术(如《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的方式讲的，除了名称外，其余与传统学术并没有太大区别。从科学的要求出发，我们不赞同把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和中国古代学术思想、政治思想浑然不分的‘经学史等同起来。

2013年，牟钟鉴出版了《新仁学构想———爱的追寻》一书，提出新仁学的哲学学说。中国宗教则选择了一种天人不离不杂的道路，这也决定了其后来哲学的选择。正如黑格尔所说:哲学工作的产物并不是寄存在记忆的庙宇里，作为过去年代的古董，而它们现在仍同样地新鲜、同样地生动，如它们初产生时一样。我说过，站立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13亿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中国人民应该有这个信心，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有这个信心。

24(3)张岱年:《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自序，《张岱年全集》第4卷，第449页。(2)26张岱年虽然在1978年就有撰写中国哲学概念范畴一书的想法，但由于种种原因，其在1987年底才完成此书。

陈来的《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以有与无为基本线索引入西方的存在主义观点来分析王阳明的心学思想。何况在现代学术话语体系下不可能有纯粹的自己。

希腊宗教则是一种天人截然二分的传统，对其后来的哲学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必须对这些丰富的内容和变化多端的形式有充分的认识，才可以更好地了解这个规律的意义，更好地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方法和原则的正确性(3)16。

批判孔子首先要真正弄清孔子，分辨孔子本来的东西和后世发生的东西，这样才不致无的放矢，李代桃僵。三、自我的危机 ———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 1999年，陈来在《中国哲学史》上发表了《世纪末中国哲学研究的挑战》一文，对中国哲学撰述的内容、范围及中国哲学史与其他研究中国思想进路之间的同异等问题做了深入的检讨。较为重要的文章有李泽厚的《孔子再评价》、金景芳的《关于孔子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严北溟的《要正确评价孔子》等。从这个意义来说，四十年来的中国哲学研究就是一个中国哲学自我不断觉醒的过程。

在此意义上，西方哲学只是哲学的一个殊相，一个例子，从而西方哲学的问题和讨论方式并不是哲学所以为哲学的标准。在现代学术建立过程中，从经学到哲学的转型是其重要内容。

2006年，刘笑敢先后发表了两篇关于中国哲学研究中反向格义问题的文章。若指而谓为哲学，则无此困难。

作者认为，与受到西方学术分类标准建立起来的其他学科相比，中国哲学显得有些尴尬，即在中国古代学术体系的分类中，并没有一独立的系统与西方所谓的哲学完全相当。(1)71这就是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成长发展离不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